
1938年的上海,晨雾被震天炮火撕开。祝希娟出生在江苏常州的书香之家杠杆炒股票,从襁褓中便随父母踏上了逃难的征途。火车汽笛划破了夜空,母亲用蓝布把她紧紧包裹,父亲则抱着装满书籍的藤箱,一家人在月台上被推挤着挤进了沉闷的车厢。那时,我三岁,住在宜宾李庄的吊脚楼。祝希娟总是怀念李庄清晨的景象。1940年,随着同济大学西迁,他们定居在长江边。竹篱笆外,嘉陵江的水缠绕着桐树叶流过,父亲在油灯下备课,母亲在灶台蒸着玉米粑,她蹲在门槛上看蚂蚁搬家。
逃难的日子里,她习惯随身携带干粮。一次空袭警报响起,全家躲进了防空洞,她紧紧攥着硬窝头,把它掰成两半:“哥哥,你吃。”那时她七岁,却已经懂得将食物分给身体虚弱的哥哥。
1945年春天,最痛苦的一刻到来。哥哥在西南联大附中突然咳血,李庄没有医院,父亲将他用竹床抬着,走了三十里山路到宜宾。祝希娟记得哥哥沿途折了支野蔷薇给她,花瓣上的露水尚未干,哥哥便离世了。那晚,她在江边坐了一夜,听着涛声数星星,再也不愿穿白裙子。
展开剩余88%父亲一直希望她成为医生,但她却迷上了话剧。祝希娟考上上海戏剧学院时,父亲愤怒地把书摔在桌上:“出去!”她握着录取通知书,指甲深深掐进掌心。入学的第一天,她站在上戏红墙下,看到阳光透过梧桐叶洒下,暗下决心:我要成为新中国的演员。
然而,表演课成了她的一道难关。小品《卖鸡蛋》让她尴尬无比,她端着空篮子在教室里转圈,声音小得像蚊子叫。胡伟民老师猛地拿起板凳:“卖鸡蛋要大声喊!”他示范着吆喝,祝希娟跟着学,喊得嗓子哑了。
1960年秋,谢晋在上海戏剧学院选角,为电影《红色娘子军》寻找演员。他正好碰到祝希娟和男同学争论,祝希娟扬着剧本,眼睛亮如火焰。谢晋躲在梧桐树后,被她那双杏仁眼吸引——眼珠如墨,眼白泛蓝,正是琼花该有的倔强。
谢晋回忆说,试过四五个演员,眼睛都不够“毒”。他悄悄去看祝希娟演的《在和平的日子里》,看到她演女战士时,挺胸走路带风。拍完后,他拦住她:“想不想演琼花?”
祝希娟随谢晋来到上影厂,剧本封面上五个字——《红色娘子军》,让她心跳加速。试镜时,她穿上粗布衣裳,对着镜子练习瞪眼。女同学笑她:“你眼睛快瞪出来了!”她却认真回应:“琼花的眼睛要带火,能烧穿南霸天的皮。”
真正进组是在次年春天。剧组坐火车颠簸了三天三夜来到海南,祝希娟紧紧握着冯增敏连长送的银项圈,耳边回荡着老人的话:“我们连102个姐妹,比你们现在年轻不了多少。”拍摄地在海南岛,祝希娟赤脚站在滚烫的红土地上,拍一场踩炭火的戏,她毫不犹豫地咬牙上去,脚底起泡也没有发出一声痛苦。
拍摄环境极其艰苦。琼海县的太阳热得令人窒息,祝希娟和其他娘子军演员每天四点半起床训练正步,绑着沙袋练习。当地百姓看到她们如此认真,常将刚摘下的椰子塞给她们。
与陈强老师的对戏最让她难忘。在拍摄南霸天杀害琼花全家一场时,陈强老师穿着缎面马褂,一下拍桌子:“你就是琼花,南霸天杀了你全家!”那一刻,她想起了剧本里火烧竹楼的场景,眼泪止不住地涌出,手指扣下扳机的瞬间,连谢晋也忘了喊停。
电影上映后,琼花成为全国热议的焦点。她收到了三百多封观众来信,有工人寄来了劳动手套,有学生送来了钢笔。最让她感动的是父亲的态度改变了,他购买了《红色娘子军》的连环画,并把祝希娟的照片贴在书房的墙上。
百花奖公布那晚,祝希娟正熨烫戏服,同事冲进来举着报纸:“最佳女演员!”她盯着报纸上的字看了五分钟,突然把熨斗一放:“我去给冯连长写信。”信纸上泪水渗透,她写道:“这个奖不属于我,是琼花借给我的魂。”
多年后,祝希娟因《红色娘子军》受过些许委屈,但她依然感叹:“我恨样板戏,但我感激它,是琼花成就了我。”
毕业时,祝希娟放弃留在上海的机会,主动申请去上戏实验话剧团。电影是导演的,话剧才是演员的。她和剧团一起走南闯北,演绎《无事生非》中的贝特丽丝、《吝啬鬼》中的玛丽安娜。在安徽巡演时,台下的观众递来一双虎头鞋:“闺女,演得真好!”
有一年回到上戏参加校庆,她在老校舍前看见自己的剧照。照片里的琼花举枪站立,背后是盛开的木棉花。她轻声对女儿说:“看,这就是妈妈的青春。”女儿指着剧照下的小字读道:“人民演员——祝希娟。”
岁月流转,她像一棵经历过寒霜的木棉树。时常半夜惊醒,耳边响起胶片过片的咔嗒声。1974年接到《无影灯下颂银针》剧本时,她正在邻居家帮忙糊纸盒。桑弧导演派人来请她,她抄起搪瓷缸就冲了出去,底下结着厚厚的茶垢。
在片场,她扮演的女医生手握银针时,不由得手抖。娄际成饰演的老中医看着她说:“同志,你的脉搏跳得比病人还快。”她这才发现自己白大褂袖口的补丁是昨晚用绿墨水染的。电影上映那天,她躲在影院后排,听到观众为针灸场景喝彩,眼泪打湿了口罩。
1983年深秋,她在铁皮房接待考察团,雨水顺着瓦缝滴在桌上,她往搪瓷缸里撒茶叶梗:“条件艰苦,抱歉。”考察团负责人却看着墙上的规划图:“同志,我们要的就是这股闯劲!”
筹备深圳电视台时,她带着团队睡仓库,吃泡面和沙丁鱼罐头。台风来袭时,铁皮屋顶被掀翻,她和大家一起用绳子固定设备,雨水顺着脖子流。老记者王叔擦着脸上的雨水喊:“我们这是现代版‘红色娘子军’啊!”
1985年,在蛇口码头选景时,烈日晒得集装箱发烫,她举着场记板,汗珠滴在镜头盖上。场务递来冰镇汽水,她摆摆手:“当年拍《无影灯下颂银针》时,连热水都没有。”
最难忘的是拍摄改革开放题材的剧。拍摄一场股民抢购股票的戏时,她要求道具组赶制上百张道具股票,群众演员投入过猛,差点把布景压垮。她拿起扩音器喊:“停!要真实,不要命啊?”话音未落,自己笑出了眼泪。
1998年,祝希娟在洛杉矶机场拖着行李箱走出。她租住在圣莫尼卡的老公寓,房东是位退休灯光师。来美国并不是为了享乐,她报名参加了社区大学的影视课程。和二十岁的学生们一起上课,记笔记的手比当年演刺杀时还颤抖。
最难忘的是参演独立电影《送你送到小城外》。剧组只有八人,摄影师是个墨西哥小伙,用二手设备拍出了油画般的质感。导演举着监视器要求她走两步:“祝老师,您走两步我看看。”那一刻,她仿佛回到1959年谢晋让她走台步的场景。
2006年回国时,深圳湾已经架起港珠澳大桥。她在市民中心注册公司,玻璃窗映照着她花白的鬓角。前台姑娘递给她热茶,杯口漂浮着柠檬片。她望着楼下川流不息的车流,回忆起1984年筹备电视台时,这里还是坑坑洼洼的红土路。
2017年冬天,《大雪冬至》剧组在松江影视基地拍摄。拍摄一场跪在青石板上的戏时,场务已经铺了三层垫子,她摆手:“当年拍戏可是跪碎了石子。”拍完,她站起来,膝盖上留下了青石板的纹路,像是勋章。
她说,人生如同拍电影,要一镜到底。该属于她的角色,她一定会演得精彩。窗外凤凰花正艳,正如她艺术生命中那永不熄灭的火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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